當全球核能技術正以「模組化」、「小型化」與「零碳排願景」重新包裝自己時，台灣的能源政策也悄悄轉了個彎。八月二十六日，行政院長卓榮泰出席新能源論壇，一句「新型核能技術同樣是未來可以持續探索的方向」，等於為台灣長期以來「非核家園」的剛性框架，劃開一道明確的政策縫隙。政府不只把 SMR（小型模組化反應爐）與核融合放入研究清單，甚至連已經進入除役階段的核三廠，都有可能「復活」——只要它通過安全檢查、核廢處理與社會共識的三重考驗。
這不是能源政策的微調，這是一個可能改寫台灣電力結構的信號彈。我們得冷靜拆解：從實驗室到電網，這條路到底有多長？政府口中的「新能源探索」，究竟是玩真的，還是為十年後的缺電風險預留逃生口？
表象
卓榮泰的發言其實拆成兩個層次。第一個是「研究端」：明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已編列經費，要「接觸全球核融合技術發展」；國科會主導的「磁約束高溫電漿研究」計畫也進入第二階段，預計二○二七年，台灣首座自主研發的小型球形托卡馬克裝置 FIRST 就會開始運轉測試。這意味著，台灣在核融合這個頂尖物理領域，不再只是旁觀者，而是有實際的實驗設備正在搭建。
第二個是「重啟端」：卓榮泰明確表示，核三廠目前正依程序進行評估，台電必須提出再運轉計畫與自主安全檢查，經核安會審定後，還要檢視設備更新與新技術導入的可行性。換句話說，核三廠的「除役進度條」可能暫時定格，等待一個重新被檢視的機會。
「對台灣而言，只要尚未大量商業使用，或研發技術仍未進入成熟階段，都可以視為新能源。」——行政院長卓榮泰，二○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於新能源論壇
這段話很關鍵。它用「新能源」三個字重新定義核能——不再糾結於「核電是舊能源還是新能源」的意識形態爭論，而是直接把它丟進「技術尚未成熟、但值得關注」的研發池子裡。這是一招漂亮的定義挪移，也讓後續的預算編列與政策支持，有了更寬廣的法律與論述空間。
真相
但我們得把話說清楚：SMR 跟核融合，雖然都叫「新型核能」，但兩者的技術成熟度與商業化時間表，差距大到幾乎像不同星球來的。SMR 已經有商業化案例了——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達靈頓計畫，採用 GE Vernova Hitachi 的 BWRX-300 設計，已經進入建設階段；西屋的 AP300 則是在 AP1000 的基礎上縮小規模，單機發電容量約三百 MW。這些都是「現在進行式」的工程，不是科幻小說。
但核融合呢？法國 ITER 計畫從二○○七年啟動至今，預算爆表、時程延宕，目標是要證明「科學可行性」；美國 CFS 的 SPARC 計畫雖然樂觀喊出二○三○年代初期發電，但那也是至少五年後的事。至於台灣的 FIRST 裝置，二○二七年才開始運轉測試，研究重點是「磁場穩定控制電漿」與「延長電漿約束時間」——這還在基礎物理實驗階段，距離「發電」還有好幾個技術斷層要跨越。
所以，當政府把 SMR 與核融合並列為「新型核能探索方向」，其實是把兩個時間軸完全不同的東西綁在一起。SMR 是「十年內可能上線」的短期選項；核融合是「三十年後或許有機會」的長期賭注。放在同一個政策框架裡，容易被誤解為「新型核能很快就會來救台灣的缺電」，但實際上，兩者的節奏完全不同。
各方角力
這一步棋，踩到的利益與立場地雷不少。反核團體立刻警覺：這是「以新型核能之名，行延長核電壽命之實」的偷渡策略。畢竟核三廠的重啟評估與 SMR 的引進研究，在行政院的論述中確實被放在同一個「新型核能」大傘下——儘管核三廠的輕水式反應爐跟「新型」兩個字，其實關聯不大。
「在既有電力建設規畫下，政府也將持續……」（原文於此處中斷，但從語意脈絡推斷，應為「持續推動再生能源與低碳電力結構」等既有政策方向）
另一方面，產業界的態度則更為務實。半導體與 AI 數據中心對穩定基載電力的需求，不會因為能源轉型的口號而降低。當綠能的間歇性問題短期內無法徹底解決，天然氣發電又面臨價格波動與碳排爭議時，「零碳且穩定」的核能——哪怕是新型或舊型——自然會重新成為選項。這不是政治表態，這是工程師面對電網供需數字時，最誠實的計算。
台電的角色則最為尷尬。作為實際營運與安全評估的執行單位，台電一方面要回應「核安無虞、核廢有解、社會有共識」三大原則，另一方面還得面對「如果核三評估結果說不行，那缺電誰負責」的巨大壓力。這是一個典型的有責無權的夾心餅乾位置。
深層影響
先說最直接的影響：核三廠的重啟評估，將成為台灣核能政策是否「轉向」的關鍵風向球。如果評估結果傾向「可行」，那接下來的核廢料最終處置場選址、核安監管人力擴編、甚至核電廠延役法規修改，都會被加速推進。如果結果是「不可行」，那至少政府可以向外界證明「我們有認真評估過」，然後順勢把資源全部導向 SMR 與核融合研究——這也是一種政治上的安全下莊。
再來是技術自主性的影響。台灣透過 FIRST 計畫建立自主的電漿研究能力，這個投資的價值不在於「短期內發電」，而在於培養一批真正懂核融合工程的本土人才。當全球核融合技術競賽在二○三○年代進入商業化前哨戰時，台灣若有一支自己的技術團隊，無論是跟國際合作還是引進設備，都不會是從零開始。這一點，國科會的布局其實比行政院的發言來得更務實。
編輯觀點：從產業面來看，卓榮泰的宣示與其說是「擁核」，不如說是「替能源組合買保險」。台灣的綠能成長曲線短期內很難突破瓶頸，而 AI 用電需求卻是指數級暴增。在這個矛盾下，保留核能選項不是意識形態的背叛，而是能源安全的現實考量。但真正的挑戰不在技術，而在「信任」——政府過去在核廢處理與核安資訊透明上累積的信任赤字，遠比任何技術障礙都更難克服。如果政府想讓新型核能成為「可被社會接受的選項」，現在就得開始溝通，而不是等到評估報告出爐之後才來消毒。
未解之問
第一題，也是最大的一題：「社會有共識」這五個字，到底是怎麼定義的？是公投過半？還是立法院通過法案？還是只要沒有大規模抗爭就叫做有共識？這個定義不清，所有關於核能的政策討論都只是在沙灘上蓋城堡。
第二題，核廢料的「最終處置」技術，全世界都還在找答案。芬蘭的 Onkalo 地下處置場二○二三年才剛開始試運轉，台灣的地質條件與社會接受度完全不一樣。政府說「核廢有解」，但具體的解決方案與時間表，至今還是模糊的。
第三題，也是最殘酷的一題：當我們在討論 SMR 與核融合的時候，全球的 SMR 供應鏈已經在成形，但台灣的核工產業鏈早在核四封存後就幾乎斷裂。如果現在不重新建立監管人才與供應鏈體系，就算明天 SMR 技術成熟了，我們也沒有能力承接與運維。這不是錢的問題，這是時間與人力養成的問題。
卓榮泰說政府會「一步一步跟上全球技術進展」。但能源轉型從來不是漫步，而是跟時間賽跑。台灣的電網不會等人，二○二六年的夏天已經快結束了，下一個夏天來臨之前，我們到底希望核能扮演什麼角色？這個問題，行政院必須給出比「探索中」更具體的答案。
核能不是不能討論，但討論的基礎必須是事實，而不是恐懼或幻想。如果你也認為台灣的能源結構不該只有一種聲音，請把這篇文章分享出去，讓更多人參與這場公共討論——因為最終，每一度電的來源，都跟我們的生活與未來息息相關。
本文改寫整理自公開新聞來源，原始報導由科技新報發布。
常見問題 FAQ
SMR 跟傳統核電廠有什麼不一樣？
SMR（小型模組化反應爐）的發電容量約為傳統大型核電廠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，設計上強調模組化生產、被動安全系統與較短的興建工期。它不需要大規模冷卻水源，也可在工廠內組裝後運送至現場安裝，適合電網較小或地理條件受限的區域。
核融合發電何時才能在台灣實際商轉？
目前全球核融合技術仍處於實驗驗證階段，商業化發電的樂觀預估為二○三○年代後期，但技術與工程挑戰仍相當巨大。台灣的 FIRST 研究裝置預計二○二七年才開始運轉測試，距離實際發電至少還有二十年以上的漫長研發路程。
核三廠重新啟動的機率有多高？
這取決於台電提出的再運轉計畫能否通過核安會的嚴格審定，以及核廢處理與社會共識等政治因素是否能在短期內取得突破。目前僅處於「評估階段」，變數仍然相當多，無法給出樂觀或悲觀的確定機率。
※ 此篇文章由 AI 改寫或生成，內容僅供參考，可能存在錯誤或不準確之處。
About the Author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