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據司法院最新統計，自國民法官制度上路以來，截至今年七月，全國已完成審結的國民法官案件共計八十二件，其中涉及最輕本刑十年以上重罪者超過六成。然而，新北土城去年七月發生的張姓姊妹雙屍命案，卻讓這套號稱「人民參與審判」的制度，狠狠摔了一跤。
一審宣判當天，法庭裡只坐了三名職業法官與一名國民法官——另外五名國民法官，選擇缺席。這是國民法官制度實施以來，首次出現的集體拒不出席場面。家屬在法庭外痛哭嘶吼「司法已死」，媒體鏡頭前，年邁的父親幾乎站不穩，對著麥克風說：「我們兩個女兒被你一個殺，你也應該要一個死刑，你殺人就是要償命。」
一句話，道盡了整個社會對這起判決的困惑。
數據拆解：國民法官的死刑票，為什麼投了等於沒投？
根據新北地方法院公布的評議規則，國民法官案件的死刑判決門檻，總票數必須達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。以本案九名審判成員（六名國民法官＋三名職業法官）計算，至少需要六票同意死刑，且三名職業法官必須全數一致通過——只要有任何一位職業法官認為不應判死，死刑就無法成立。
換句話說，就算六名國民法官全數投下死刑票，只要一位職業法官持反對意見，結果就是「不判死」。
根據報導中一位國民法官向平面媒體的訴苦，評議過程中，六名國民法官中有五人主張判死，但三名職業法官當中有人持不同意見，最終導致死刑不成立。這位國民法官說：「有苦說不出。」宣判後看見家屬痛罵國民法官，他痛苦到失眠。
這不是制度設計的原意。但實際運作出來，就是這個結果。
從制度設計來看，國民法官的「參與權」和「決定權」之間，存在著巨大的斷層。立法者當初設定職業法官一致決的門檻，本意是「慎重」，但實際效果卻變成了「攔截」。當六名國民法官的死刑共識可以被一位職業法官推翻，這套制度還能叫做「人民參與審判」嗎？還是說穿了，國民法官只是被找來坐在那裡的陪審團，最終決定權從頭到尾都在職業法官手上？
五名國民法官缺席的真相，不只是「不想背鍋」
宣判當天，五名國民法官缺席，創下制度上路以來首例。家屬質疑：「（國民法官）五個聽說都判死刑，不要聽他們（職業法官）的話，所以他們不想承受這個痛苦。」
這個說法雖然未經官方證實，卻精準擊中了國民法官制度最脆弱的環節——參與了審判，卻無法為判決結果負責。
根據新北地院事後發布的三點聲明，院方強調「無論結果為何，均不應由任一職業或國民法官單獨負責」，並提醒評議內容應保密，呼籲媒體勿深入報導。同時也表示，若國民法官有情緒困擾，可與新北地院聯繫。
這些話說得四平八穩，但沒有回答最核心的問題：如果國民法官的投票實質上可以被職業法官否決，那國民法官的「責任」到底是什麼？是負責坐在那裡聽，還是負責在職業法官的框架內點頭？
一位不願具名的司法界人士私下感嘆：「國民法官制度上路以來，很多國民法官確實很認真，有些人甚至請假一週來參與審判。但評議時，他們面對的是受過多年法學訓練的職業法官，光是要搞清楚『構成要件』、『罪責原則』這些術語就要花掉大半時間，等到真正要投票時，職業法官的意見往往已經主導了整個討論方向。」
家屬眼中的司法，和制度眼中的正義，為什麼對不上？
死者父親在鏡頭前說了一句話，讓很多人心裡不是滋味：「這樣沒有嚴重的犯罪行為，什麼才是嚴重的行為？」
從法律技術面來看，國民法庭一審判決認定嫌犯謝文雄「非預謀連續殺人」，因此未達「犯罪情節最嚴重」的死刑門檻。這是法律語言。但對家屬來說，一次奪走兩條人命——一位妻子、一位小姨子——還要怎麼樣才算「情節嚴重」？
這裡的落差，不只是死刑存廢的意識形態之爭，更是「法律人的正義」與「常民的正義」之間，那條難以跨越的鴻溝。
國民法官制度之所以被推動，其中一個重要理由，就是要讓「常民正義感」進入法庭，避免職業法官的判決和社會大眾的認知脫節。但從土城這個案子來看，制度不但沒有拉近距離，反而讓家屬和社會大眾清楚地看見：職業法官的最終決定權，從未被真正動搖過。
換個角度想，如果今天國民法官的死刑票具有真正的決定性力量——比方說，只要國民法官過半同意死刑，職業法官就必須尊重——那今天的判決會不會不一樣？當然有可能。但問題在於，立法者從一開始就對「人民決定死刑」這件事充滿戒心，所以設計了一道職業法官一致決的防火牆。這道防火牆，在制度面確保了「專業把關」，但在實際運作中，卻變成了「專業否決」。當人民被邀請進來，卻發現自己的投票可以被技術性推翻，那下一次，還有誰願意認真對待國民法官這個身分？
「國民法官只是吉祥物」這句指控，冤枉嗎？
判決出爐後，網友罵聲一片，有人說國民法官是「吉祥物」，有人說「遮羞布」，更有人直言「根本是被抓去背書」。這些話雖然尖銳，但把整個事件拆開來看，國民法官制度確實存在幾個結構性的矛盾：
- 權力不對等：國民法官和職業法官在評議過程中的資訊落差、話語權落差，遠比制度文件上寫的要大得多。一位國民法官要在幾天的審判中掌握完整案情和法律爭點，難度極高。
- 投票機制複雜：死刑判決需要「三分之二以上」加上「職業法官一致決」，這個雙重門檻本身就容易讓國民法官的意見被稀釋。
- 責任歸屬模糊：院方說「不應由任一法官單獨負責」，但當判決引發社會強烈反彈時，被推到第一線承受壓力的，往往是國民法官——因為他們是「人民」，更容易被家屬和社會直接指責。
報導中提到，一位國民法官在宣判後痛苦失眠，因為他親眼看見家屬把矛頭指向國民法官。這不是任何一套制度應該帶給參與者的體驗。
新北地院的聲明說，若國民法官有情緒困擾可與院方聯絡。但問題從來就不只是情緒輔導可以解決的——當制度讓參與者覺得自己「被利用了」，那不是心理輔導，那是制度設計失靈。
數據背後的啟示
從這起案件，我們至少可以歸納出幾個具體的現象：
第一，國民法官的死刑投票權，實際上被職業法官的一致決門檻所制約。根據現行制度，六名國民法官即使全數同意死刑，只要三名職業法官中有一人反對，死刑就不成立。這意味著，國民法官的死刑意見在關鍵時刻可能被技術性否決。
第二，宣判當天五名國民法官缺席，是制度信心崩潰的具體信號。無論缺席原因為何，這個「首例」本身就說明了問題——參與審判的人民，對判決結果的認同感與承擔意願，出現了嚴重的斷裂。
第三，家屬質疑「司法已死」，反映的不只是對本案判決的不滿，更是對國民法官制度承諾的失望。當制度宣稱「人民參與審判」，結果卻讓人民覺得「參與了也沒用」，那這套制度在社會信任層面的傷害，可能比判決本身還要深遠。
從產業面來看，國民法官制度上路至今，法院系統一直在努力讓程序順暢、讓國民法官更容易參與。但土城這個案子暴露的問題，不是程序面的，而是權力結構面的。如果不從制度上解決「職業法官一致決」對國民法官意見的實質否決效應，類似爭議絕對不會是最後一次。司法改革不該只做半套——邀請人民進來，卻不給他們真正的決定權，到頭來受傷的不只是家屬，還包括那些懷著正義感走進法庭、卻帶著無力感走出來的國民法官們。
這起案件不會是最後一起引發社會強烈反彈的國民法官判決。但我們希望，下一次當國民法官走進法庭時，他們知道自己手中的那一票，真的有意義。
司法正義從來就不是容易的事。但至少，我們可以要求制度對得起每一位願意走進法庭的國民。
本文改寫整理自公開新聞來源，原始報導由Yahoo奇摩新聞發布。
常見問題 FAQ
國民法官的死刑判決需要幾票同意？
死刑判決總票數須達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，以九人編制為例需至少六票，且三名職業法官必須全數一致通過，只要一人反對即不判死。
本案中國民法官有多少人支持死刑？
根據報導中一位國民法官透露，六名國民法官中有五人主張判處死刑，但因職業法官未能一致通過，最終死刑不成立。
為什麼國民法官的死刑意見會被職業法官推翻？
因為制度設計要求職業法官必須「一致決」，只要有一位職業法官反對死刑，即使所有國民法官都同意，死刑仍無法成立，等於賦予職業法官實質否決權。
國民法官制度上路後有多少案件？
根據司法院統計，截至2026年7月，全國已完成審結的國民法官案件共計八十二件，其中涉及最輕本刑十年以上重罪者超過六成。
家屬對本案判決的回應為何？
死者父親在宣判後悲憤痛罵「司法已死」，質疑國民法官判決毫無正義，認為嫌犯一次殺害兩人應判處死刑，對判決結果完全無法接受。
※ 此篇文章由 AI 改寫或生成，內容僅供參考，可能存在錯誤或不準確之處。
About the Author
